“世界最大”为何落户松原

　　2024年10月19-20日，由中国日本史学会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和日本研究中心承办，浙江省中日关系史学会和《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协办的“中国日本史学会2024 年年会暨东亚视域下的日本史与中日关系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举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天津社会科学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山东大学、东北师范大学、辽宁大学、北华大学、福建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天津外国语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湖北大学、苏州大学、苏州科技大学、南通大学、海南大学和国防科技大学等科研机构与高校的九十余位专家学者参加此次学术研讨会。

　　年会开幕式由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主持，浙江工商大学原党委副书记李军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刘作奎研究员、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王金林先生、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杨栋梁教授、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韩东育教授先后致辞。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天津社科院程永明研究员向大会作中国日本史学会过去一年的工作报告。

　　主题报告环节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宋志勇教授主持。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以《小议中日文化的绝对异与相对同》为题发言，指出中日两国对道德原则选择的不同，实践方向相反，塑造两国民众的不同道德面貌和文化形象，带来迥异的社会后果。中国日本史学会名誉会长、北京大学宋成有教授以《开港后日本幕府改革与洋务运动的几点比较》为题发言，认为幕府无法掌控开港后的改革中迸发出来的强大新兴力量，加速政权更替，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制造光怪陆离的“同治中兴”，因此清朝得以苟延残喘。中国日本史学会原会长、南开大学杨栋梁教授以《军部“独走”——一战后日本帝国国策“转向”的制度分析》为题发言，从日本军部主导的“国策转向”和制度分析的视角揭示军部在近代日本政治体制中的特殊地位及负面历史影响。中国日本史学会原副会长、浙江大学王勇教授以《追寻日本禅僧太初启元的江南足迹——兼介绍山交寺开田记碑》为题发言，考察日本禅僧太初启元在华经历及其在中日文化交流中的贡献。

　　分组讨论环节共设六个小组。第一组主要围绕日本上古史、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展开研讨。第二组主要讨论日本近世文化、汉籍东传等课题。第三组就日本近代文化、日本侵华战争等问题展开讨论。第四组就日本战后文化、日本对外交流等内容进行报告。第五组为青年博士论坛，涉及近世、近代、战后等诸多领域。第六组围绕日本政治制度、国家体制及思想文化展开研讨。

　　年会闭幕式由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张跃斌研究员主持。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徐建新研究员表示，本届年会讨论的深度、创新性以及年轻学者所展现出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水平值得称赞。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院长、东亚研究院院长江静教授和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福建师范大学社会历史学院赖正维教授分别代表本届年会及下一届年会主办方致辞。中国日本史学会会长、东北师范大学韩东育教授在总结中指出本届年会收获巨大，并向与会各方表达感谢。

　　作为大会联动活动，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东亚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与多家出版机构还在年会期间举办“学术图书展”和“海外东亚研究的引进与翻译”圆桌讨论会。

　　年会举办期间，班子成员中的党员同志学习、讨论了学会管理规章制度、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

（日本与东亚史研究室  徐仕佳  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