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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今年3月5日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4年纪念日。河南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汪曾祺1000事》选取汪曾祺一生中较能体现个人性格、创作经历的事件，以简洁、准确的语言加以描述，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杨早：一开始并没有一个成文的、统一的标准，就是三位作者按各人的理解来选取去描述。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也有一个共同的思路，就是想写“共同问题，独特选择”。黑格尔说，一个人走不出自己的时代，犹如走不出自己的皮肤。但面对共同的问题与焦虑时，每个人还是会做出符合自己思维、性格、气质的选择。这也是值得为每一个人写“行状”的理由。当然汪曾祺是大作家，而且是很自觉的大作家，他的生平经历就更有嚼头一些。

　　《汪曾祺1000事》的体例固然简洁，但是否也同时有可能损失一些生动性和趣味性。当时在编选时是怎么考虑的？是否有预设的读者对象？

　　杨早：《汪曾祺1000事》的写法特别受汪曾祺“气氛即人物”概念的影响，汪曾祺自己也是人物，这条规则也适用于他。我们尽量将他到过的地方，遇到的人，接受的滋养，生活的气氛描述出来，是不是也就能见出他这样一个“人物”呢？ 更重要的是，还能得出某种时代的“气氛”，也就是前面说的“共同问题”。因为如果只有独特选择，那也就见不出“独特”了，理解人与时代的关系，人事容易，气氛为难。所以就想在这方面多下点工夫。

　　写汪曾祺并不容易，如果从生动、趣味的角度来考虑，我编过的《宁作我：汪曾祺文学自传》就已经很好了，谁还能比汪曾祺自己讲得更生动有趣呢？ 所以《汪曾祺1000事》的重点在于这么多事共同构成的“气氛”。因此我在腰封上写：“这些事，不知道不妨碍欣赏汪曾祺作品；但知道这些事，能更好地理解其人其文其时代。”它的拟想读者，不会涵盖所有汪曾祺的受众，但对20世纪中国有兴趣的人，都可以看看这本书。

　　此前你著有《拾读汪曾祺》等，也主编过《汪曾祺文学自传》《汪曾祺别集》等。以汪曾祺先生作为书写对象和研究对象，是怎样的机缘？

　　杨早：第一次读汪曾祺，是小学五年级在《人民教育》上读到《受戒》，当时就认定，这个人写的，跟我读到的别的当代作品“不一样”。再往后，中学读《晚饭花集》，大学读《汪曾祺自选集》，都是熟到翻烂的那种。人在精神上，总是需要一个可以随时休憩的公园，汪曾祺可算是我的公园。

　　当时学界对于汪曾祺是有不同看法的。比如这个人是否值得挖掘等等。我有十多年不敢进行汪曾祺研究，一是怕人家说因为有亲戚关系（汪先生是我祖父的表哥），二是怕自己“徇私”，因为喜欢就丧失标准。等到我有一天，可以抓住“汪曾祺与他的时代”这个大题目，才有了研究的勇气，越往下走，越觉得有意思。

　　在不断的研究书写中，你对汪曾祺的认识会有变化吗？

　　杨早：汪曾祺本身就经历过一个被发掘、被整理的过程。我一开始跟大部分一样，特别喜欢“黄金四年”（1980-1983）的小说，以及80年代后期的散文，简单地说，就是以《汪曾祺自选集》为范围。随着新材料的不断问世，这个作家的长度突然大大延伸了，比如西南联大时期、上海时期的小说散文，俨然证明了汪曾祺身上的“现代文学味儿”从何而来，而8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1987年去美国后）的“衰年变法”，将他之前不太敢写、不太愿写的那些面相呈现出来。这样，汪曾祺作为一个作家就很丰富了。还有一点很关键，就是80年代后期，汪曾祺从一名小说家向“文人”的转变，他的饮馔，他的书画，他的交游，他的忆旧，他对古典的再发掘与重新整合，还要加上他本色当行的戏剧创作，这就造成汪曾祺的四通八达，我总结为六个“通”：南与北通，现（代）与当（代）通，古与今通，文与艺通，雅与俗通，食与思通。可以说每一点都能拉出中国文化的各种传统与各类议题。我们很难找到这样丰富的一位作家了。所以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研究者从各种不同的层面来研究汪曾祺与他的时代。

　　你如何看待当下汪曾祺研究？

　　杨早：当下汪曾祺研究越来越丰富与多样化，跟我一样关注历史、时代与地域的研究者不少，我们也一直希望有一个什么载体，来搜罗、发布近年来汪曾祺研究的优秀之作。有一些汪曾祺研究的空白，也正在得到加强，比如汪曾祺五六十年代的创作，90年代的古典再创作，也有一些很可惜的领域，比如汪曾祺小说与文人画的关系，很难有两者皆通的研究者来关注，很希望这些层面能够有填补空白的研究。

　　去年你还出版了“杨早讲史”系列(《城史记》《野史记》《说史记》)通过个人随笔、小说化历史、历史掌故等方面，以文学赋予了历史更多的细节。你认为自己的“讲史”系列有何特点？

　　杨早：我读史讲史的个人兴趣，就是关注氛围、小人物与细节。或许受“微观史学”的影响比较大，但因为文学出身，我更在意的是能不能够通过各种各样的史料，在脑海里建构一个鲜活的现场，并用文字将它们传达出来。如果用以赛亚柏林“狐狸/刺猬”的比方，我无疑是偏狐狸一路，打个比方，我不做全新的大件瓷器，也不太喜欢将旧的碎瓷残瓷修补完整，我喜欢的是捡拾一些美丽的瓷片，清洗打磨后呈现出来，下一步是靠读者一起完成的：不仅可以根据这些瓷片想象原来瓷器的华美，还能靠这些碎瓷复原那个客厅，那些桌椅、楹联、果盘与人物的交谈来往。我自己常常沉浸从细节发散出的想象场景中，也很愿意将之与读者分享。

　　能否谈谈你读书做学问的特点？ 比如研究汪曾祺，是否穷尽了汪曾祺的所有著作和研究资料？

　　杨早：穷尽是必须的，如果是正经的研究。但是选择题目会有自己的路径。或许在很多人看来，我的研究比较偏向外部性研究。但我自己觉得，仅从作品本身去挖掘微言大义，往往会陷入一些误区，比如过度解读，比如“以作者之是非为是非”。我自己办读书会十余年，一直提供“谱系化阅读”，就是希望从谱系中理解尽可能全面的作家与作品。我们学科分界有历史、文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等，文学内部还有古代文学、文艺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等等，但一个作家写作时，不会把自己的书写限制在某个学科范围内，那么研究者也没有理由将自己的研究课题与方法限制在某个学科内部。我举个例子，汪曾祺终其一生，都非常关注高邮的水灾，他笔下的水灾叙事也相当多。当年他第一次回乡，还专门绕道南京去找当水利工程师的老同学，了解治水的专门知识。那么，对“汪曾祺的水灾叙事”进行研究，就不能只限于作品表现出的那些场景与细节，对于1931年中国大水灾的方方面面，自然的、水利的、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都应该有所了解。去年有一本书很热，英国杜伦大学陈学仁教授写的《龙王之怒：1931年长江水灾》，对于我的汪曾祺研究就有很大的帮助。

　　你有自己的枕边书吗？会常常重温读过的书吗？

　　杨早：自从有了电子阅读的习惯，又入了网络文学的坑，枕边书就几乎全是各种类型的网络小说了。我很佩服能将正经书作为枕边书的学者，我自己则是什么适合读什么。有些夜晚想读几章足球的，有时想读经商的，有时会想读种田或废土的，随心所欲。

　　最近几年常常重温儿时读过、自以为很熟的书。比如六大名著（四大名著+《儒林外史》《金瓶梅》），比如现代小说，比如1980年代的各类杂志。用时下的话说，一读才发现记忆中的“颗粒度”完全不够。对这些旧瓶，一旦采用谱系化的阅读方式，立刻又会读出不同的况味来。比如1980年代叙事，当年小说里是什么样的，电影里是什么样的，《人民日报》和《文汇月刊》里是什么样的，铺天盖地的网络重生小说里是什么样的，今年春节的短剧（比如《我在八零年代当后妈》）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材料对照起来，就特别有意思。

　　如果有机会见到一位作家，在世的或已故的，你想见到谁？

　　杨早：想见沈从文先生吧。我很崇敬他，但有些地方还是会觉得“隔”，这种感觉跟汪曾祺还不一样。汪先生的信都很短，沈先生则喜欢写长信，他后半生巨量的信件完全改变了我对他的认知。所以我希望能见到沈先生，还能跟他通信。

　　如果可以带三本书到无人岛，你会选哪三本？

　　杨早：每次回答这种问题，都会想“全集”算不算这种作弊的问题。还是不算吧，就以单行本算，我要带《儒林外史》《汪曾祺小说全编》和卡尔维诺的《我们的祖先》。

　　假设策划宴会，可以邀请在世或已故作家出席，你会邀请谁？

　　杨早：我跟别人一起编过一本《小说现代中国》，想用小说表现后面的时代情绪。这种时代情绪又是带有地域性的，尤其是抗战时期。如果有可能，我想邀请一批西南作家，如沈从文、李劼人、巴金、陈铨、沙汀、艾芜，听他们用乡音谈谈各自理解的西南文化与大后方社会。

　　我以为一定会有汪曾祺。

　　杨早：黄永玉曾跟病中沈从文说，等你好了我陪你回一趟湘西。沈从文很高兴，说好是好，没有人搞饭。黄永玉说没事，叫上曾祺。所以汪曾祺我想请他当总厨，帮着掂配什么菜。这桌菜不会太麻辣，要兼顾各地川菜的特色，可能非汪先生莫办。

（主持：宋庄）